一、思維導向是我國出現過早地“去工業化”的趨勢的重要因素
我認為我國確實已經出現了過早、過快地“去工業化”這一令人擔憂的趨勢。若我們能在十年前對此展開談論，或許能防止在過去十年里中國出現過早地“去工業化”這一現象。但我覺得現在“亡羊補牢”，也“為時不晚”。在當前的節點上，我們要實現中長期目標，無論目標多宏大，我們應關注和重視一個基本的經濟發展規律，即“無工不富”、“無工不現代化”。
在我們聚焦政策，討論“如何穩定制造業的比重？”、“如何提政策建議？”這些問題時，我們需要格外關注中國出現過早“去工業化”這一現象的原因。在第68期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中，黃陽華教授列舉了“三大效應”，這是解釋各個國家出現“倒U型”現象的普遍性的因素。除了黃陽華教授提到的三個客觀共同的因素之外，我認為需要重點關注的是，我國之所以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的現象，與我們自身認知上和思維導向上出現偏差密切相關。十多年前（全球金融危機前），我們的學界和政策研究界熱衷于討論的話題包括“出口過熱，要進行再平衡，從外需向內需平衡”、“調結構，大力提倡發展服務業、發展第三產業”等等。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制造業“臟亂差”，是“血汗工廠”，是“一億件襯衫換一架飛機”等等。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商務部部長把“減順差”作為外貿部（現在是商務部）的年度主要工作目標。這種“瞧不起制造業”的情緒在那時是非常高漲的。這是個認知的問題，即當時我們沒有到達今天這個認知水平，對制造業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效率驅動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性作用缺乏充分的理解。所以，我認為思維導向是我國出現過早地“去工業化”趨勢的重要因素。
“解鈴還需系鈴人”，我們現在既然認識到我們需要改變“過早地去工業化”這一趨勢，就需要“糾偏”。我認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就是“認知糾偏”。我們在已經發生了“制造業比重出現了過快下降”這一現象時，應設立一個底線目標，即在比重下降之后的未來十年，無論如何也要穩定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我們如果要糾正這種不好的現狀，是否要更激進一些，實施“再工業化”？是否應適當地提高制造業比重，而不是僅僅保持基本穩定？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二、當下中國應適當提高制造業就業比重
制造業的比重為什么如此重要呢？我們的研究發現迄今為止，尚未存在一個經濟體在其制造業就業占整體就業的比重沒有超過25%之前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幾乎所有成功地跨越中等陷阱的發達國家，尤其是過去七、八十年（二戰后）少數的成功者中，在它們的頂峰時期，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毫無例外都超過了25%，這是一個基本的規律。我們認為25%是個分水嶺，若能跨過這個數字，那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將大大提高。制造業就業占整體就業的比重達25%可以說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條件。
就目前制造業占整體就業的比重來看，盡管這兩年由于疫情影響，服務業就業占比下降幅度比較大，制造業就業占比有所上升，但即便如此制造業占整體就業的比重仍然沒有達到20%，而是在18%-19%左右。因此，目前不僅僅是保持這一比重的問題。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們的目標是明確的，即我們不僅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國家的最低門檻，還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就要求我們要提高就業比重。我們在研究中發現，作為一個表示工業化的指標，“制造業就業占整體就業比重”似乎比“增加值占GDP比重”更加重要。從這種角度來說，我們至少還需要將制造業就業比重提高六七個百分點，才有可能實現我們的目標。黃陽華教授已經在這一方面做過一些研究，并且他的研究是我國目前做的最仔細的研究，我們希望通過各種渠道讓這些研究發揮更多的影響力。在認知上、在政策導向方面上，我們需要更加明確，現在面臨的任務不僅僅是一個穩定比重的任務，我們需要“糾偏”。因為我們已經出現了“過早的去工業化”的趨勢，我們需要“亡羊補牢”、去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們要提高制造業比重。因此，我建議無論是學界還是社會各方面都應做更仔細的研究，并大力推廣這些研究，讓這些研究產生更廣泛的影響，這對我們未來發展的政策導向非常重要。
三、提高制造業就業比重的措施
1、優化全國性政策
過去出現過早地“去工業化”的趨勢，是由于思維導向問題。那時我們更強調服務業發展，而忽視制造業發展。在這種思維導向的影響下，政策層面也出現了一些偏差，包括一些宏觀政策和產業政策對服務業“三產”更加友好，對制造業卻不友好。具體有以下例子：
1）匯率政策
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相對于美元、相對于一攬子貨幣“一路升值”，累計升值幅度幾乎接近40%。我們都知道實際有效匯率不斷升值客觀上會導致資源更多地從可貿易部門流向非貿易部門，而制造業工業是可貿易部門，非貿易部門是“三產”和服務業。所以，我們過去的匯率趨勢對制造業是不友好的。當前要穩定和提高制造業比重，我們希望匯率政策能對實現制造業“再工業化”更加友好。
為什么要強調匯率呢？前段時間我聽到了一些同行的觀點，有人說要實現GDP倍增目標，不考慮匯率因素，可能需要4.7%，但是過去三年的數據都不到4.7%，于是有些人就開始想一些別的辦法——把匯率的因素考慮進去，即如果實體經濟實際增長不能達到4.7%，就通過匯率升值去達到這個目標。我覺得這一種思維方式完全是本末倒置，因為匯率的背后是資源價格，它會導致資源在非貿易部門和貿易部門之間的配置。這也是一個具體的例子。我認為全國性的政策應對制造業要更加友好。
2）產業外移相關政策
除此之外，比如制造業這些年出現了過早的“去工業化”，尤其是出現了產業外移，一方面由于我們人為的“自毀長城”的政策，比如廣東省就提出了一個“騰籠換鳥”，導致了“籠子騰出來了鳥沒換回來”的現象。我們當時理想化的想法是“把低端產業的趕出去，騰出地方來迎接更多高端的產業”。這些都是政策的失誤；另一方面，隱性的經營成本也是導致產業外移的重要因素，比如，“五險一金”，從企業角度，如果所有的企業老老實實地按照現行規定交全“五險一金”，那么對企業來說，它額外支出的負擔相當于總工資成本占工資總額40%以上，世界銀行也多次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警示，與全世界相比，我們的額外成本是最高的。如果接下來要進一步地降低實體經濟的成本，除了融資成本之外，額外成本也值得我們重點關注，包括廣義的勞工成本“五險一金”的負擔，這對企業經營來說確實十分沉重。這是另外一個總體政策上的問題。
3）環保政策
雖然2030年“碳達峰”和2060年“碳中和”已經十分明確了，但地方政府在執行過程中采取簡單粗暴、“一刀切”的政策，這也會使企業成本上升、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從而導致企業外遷。類似這些全國性的政策需要我們進行反思，需要我們從“再工業化”、重振制造業和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高度去審視，這是一個“糾偏”的過程。
2、推動我國內地進行“再工業化”
關于地方經濟中的產業外移，大家提及較多的是越南的勞工成本比沿海地區的成本更低。雖然越南的人工成本的確比沿海地區低，但越南的人工成本和我國內地相比并不一定有優勢。那么這里存在一個問題，如果我國內地有優勢，那么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的企業家為什么會選擇將工廠搬到越南，而不是河南或者其他人工成本相似的內地地區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我認為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近年，內地地方政府受大環境的影響，大家更多熱衷于發展非貿易部門，如房地產、鐵路、公路、基礎設施建設，這些部門“來錢快”，能“做大GDP”，又能獲得財政稅收，并且通過“跑冒滴漏”對自己的親戚朋友也有一些好處，而承接外來產業、招商引資費則十分費勁。所以，這里可以看出我們激勵機制和導向出現了偏差。
在內地各方面財政狀況變得緊張，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出現了大拐點影響了土地財政的情況下，以往過多地依賴土地開發來實現發展的內地城市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這反而是危機中的機會，某種意義上可以倒逼地方政府反思和尋找新的出路，這也正是我們加以引導的好時候。至少在KPI方面，在對地方官員的考核、對地方經濟的評價方面，需提高制造業比重這一指標的重要程度，引導地方政府將更多的精力花在改善營商環境上和產業發展上，更多地使地方對標越南，以更大的積極性招商引資，承接產業鏈，提升吸引力。我們是有這個條件的，十多年前的內地交通不便的問題已經不復存在，從2008年的“大基建”至今，我國當前的基礎設施建設網絡應是遠遠超過幾乎所有的中等收入國家的，甚至接近和超過一些發達國家，所以，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應該是非常有利的條件。有了基礎設施這樣的“硬件”，我們現在更多地需要“軟件”，我們需要在地方政府層面找到合適的激勵機制，“胡蘿卜和大棒”同時使用，在施加壓力的同時，給予適當的激勵，讓地方更加重視制造業發展。雖然“解決高科技卡脖子問題”對于中國下一步發展非常重要，但我們也要認識到中國的國情是市場廣闊、發展水平呈現階梯性的，這意味著在產業鏈方面，我們的產業譜比一般情況下的更寬，我們不僅僅可以做中高端的產業，同時，由于我們是階梯型發展的，我們沿海地區可以向中高端邁進，對標德國、日本、韓國，而內地省份則可以對標越南等，承接來自東部地區的一些中低端的產業轉移。我認為我們也不應放棄傳統產業，這是我們的國情。總而言之，地方上，我們應鼓勵內地更多地承接不那么高端、不需要太多高深技術，但是又能夠產生就業，帶來生產力提高的項目。
當然產業外移也有一些其他的客觀因素，這需要從更高的層面來解決。比如疫情以后、中美貿易戰以來，跨國公司提出了“中國+1”策略，它們不僅僅把所有的產業鏈放在中國，并且為了規避中美博弈風險，也會在中國之外布局一部分產能來服務歐美市場，這是一些客觀因素。關于產業鏈重構，我們更多地要從國家層面包括外交政策方面去思考，例如，如何在新一輪全球產業鏈重構和布局中，保住核心利益，從而保證產業鏈安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