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快數字化改造，促進傳統產業升級。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是關鍵。與大企業相比，中小制造企業轉型過程中存在“不敢轉”“不想轉”“不會轉”問題，需找準企業轉型痛點難點，因企施策，創新數字化轉型路徑與模式。

我國中小制造企業數字化轉型現狀

（一）企業數字化轉型整體處于初中期。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普及應用，特別是疫情以來，線上辦公、視頻會議、遠程協同等應用快速推廣，我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進入快速發展期。但總體來看，中小制造企業轉型進程仍處在初中期水平。按照工業4.0發展路徑，企業數字化一般分為“計算機化、連接、可視、透明、預測及自適應”六個階段。根據德勤公司對200家制造企業調查數據，有19%的企業尚未完成“計算機化改造”，41%停留在“連接”階段，28%處于“可視”階段，完成“透明、預測、自適應”階段的企業占比分別為9%、2%和1%。《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分析報告（2020）》對2608家中小制造企業調研結果顯示，有89%的企業仍在初始狀態下探索數字化轉型路徑，8%處于數字化轉型踐行階段，僅有3%的企業完成數字化深度應用。

（二）企業核心業務數字化水平較低。

制造企業數字化轉型包含信息化、網絡化和智能化，三者從底層到高層，從簡單到復雜，逐步深入企業生產制造核心業務。目前，大多數中小制造企業數字化轉型重點在信息化、網絡化，核心業務智能化水平較低。綜合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和億歐智庫調研數據，中小制造企業辦公網絡平均覆蓋率已接近90%，40%以上的企業能夠通過條形碼、二維碼、射頻識別技術（RFID）等標識技術采集數據，生產過程信息覆蓋比約40%，已具備一定的數字化基礎。但關鍵工序的數字化裝備應用比例不到45%，采用企業資源計劃（ERP）和客戶關系管理（CRM）方案的企業僅占20%，只有23%的企業完成了關鍵業務系統間的集成，5%的企業能應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對業務各環節提供決策支持，不足1%的企業能夠采用智能化技術支持核心業務發展。

（三）關鍵軟硬件供給受制于人，成本高。

目前，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所需工業軟件、操作系統、關鍵設備、材料、儀器儀表、零部件等嚴重依賴進口，企業轉型成本相當高。《中國工業軟件產業白皮書（2020）》數據顯示，我國80%的工業軟件來自外資企業，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計算機輔助設計（CAD）、計算機輔助工程（CAE）等研發設計軟件國產化率僅為5%，70%以上的運維服務軟件需要向外國采購。30%左右的關鍵材料我國無法自主生產，95%的專用芯片、70%以上智能終端處理器以及絕大多數存儲芯片需要進口。截至2021年，國產高端數控機床系統的市場占有率不足30%，大型工程機械所需30Mpa以上液壓件全部進口。高端機床中的精密數控系統、主軸、絲杠、刀具等零部件的更換和升級均依賴從日本、美國、瑞士等國家進口。高端機器人嚴重依賴進口，減速器、伺服電機、控制器等關鍵零部件被日本、德國、瑞士等掌控，導致企業購買零部件的成本遠高于國外整機價格。

（四）企業自身轉型基礎和條件差。

傳統制造業并不基于數字技術部署，大部分中小制造企業受限于資金、人才等，錯過了計算機化和互聯網發展浪潮，導致企業生產設備等設施聯網率和數字化程度偏低，工業軟件使用較少，生產作業沒有實現可視化，整體上還處在機械化和自動化向數字化過渡階段。短期內想從自動化到數字化“三級跳”，障礙多、難度大。根據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發布報告，原材料行業生產設備數字化程度最高，也僅有50%左右，機械制造、紡織、輕工等行業的設備數字化率剛突破30%。多數制造行業的平均設備聯網率不足40%，部分消費品制造企業的內部聯網率低于20%。同時，中小企業設備上云率低，交通設備制造、機械、紡織、石化等行業的設備上云率均在15%以下。

原因分析

（一）成本收益看不清，企業難拍板。

數字化涉及對企業生產、業務、管理、支持體系等進行系統分析、集成與規劃，實施信息化、自動化布點和改造，包括單個系統建設、多系統集成和互聯互通等，流程復雜、線索多、個性化要求高，單點故障可能引發全局問題。企業要持續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也面臨轉型失敗或收效甚微的風險。青島某公司投入近3000萬進行信息化和自動化改造，試錯資金將近500萬，智能工廠建造還需更多資金。對于小企業而言，隨時可能出現生產制造流程優化、工藝改進、設備更新、生產線更迭，甚至轉產轉行，大規模數字化投入很可能變成沉沒成本。

（二）缺乏合格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

數字化浪潮下出現了大量形形色色的系統解決方案和數字化服務商，大幅增加中小企業篩選甄別成本。艾瑞咨詢發布的《2021年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路徑實踐研究報告》指出，有2/3的企業認為高額技術投入后的數字化轉型效果未能達到預期。企業難以找到合適的供應商，原因在于：一是絕大多數服務商沒有制造業背景，很難提供與企業核心業務深度融合的服務產品；二是制造領域細分行業差別大，企業情況各異，缺少可以照搬的模板，服務商更傾向于提供已有的模塊化產品，系統的整體解決方案耗時長、成本高，客戶企業也難承受；三是政策支持下，部分重政策、輕服務的供應商以拿補貼為名誤導企業，擾亂市場秩序。

（三）人才、數據安全等問題成為重要障礙。

一方面，數字化轉型需要既懂技術又懂制造的綜合型人才，中小企業缺少財力培養或引進這類人才，制約企業轉型。e-works對600家制造企業調查結果顯示，53.9%的企業認為缺少專業人才是阻礙數字化轉型的主要因素。據2608家中小制造企業調查數據顯示，只有15%的企業有能力建立數字化人才培養體系。另一方面，數據安全狀況差，監管體系不健全，使企業不敢轉型。大數據、云計算快速發展，但與之相關的數據資產、數據標準、法律體系等工作仍大幅滯后，企業生產制造、經營管理和財務數據易出現泄漏或被濫用。根據紅杉中國的調查數據，2021年有90%的企業發生過數據泄露事件。

（四）制造與數字化結合的天然瓶頸難以突破。

企業生產制造包含研發設計、試驗驗證、工藝流程、檢驗檢測等一系列嚴密復雜的環節，是多重技術秘密（Know-How）的集合，是不同場景大量應用、反復試驗、常年積累、不斷優化形成的一套固有模式，有制造業“黑盒子”之稱。制造企業的競爭優勢體現在獨到的制造工藝和獨特的產品性能上。數字化的優勢是邊際成本為零和規模效應，強調標準化、模塊化，更容易解決共性、通用性問題。二者融合存在天然瓶頸，要將整個制造過程進行數字化改造、網絡化集成和智能化升級，難度極大。因此，以消費互聯網為代表的服務類產業率先實現數字化，制造企業的財務、辦公系統等數字化應用多、普及快，即便是研發設計等生產性服務環節數字化也相對容易，但核心業務智能化耗時費力、效果難保證。

對策建議

（一）因企施策推進數字化轉型。

按照“政府支持+企業自主+市場化運作”的思路，把握“宜信則信、宜網則網、宜智則智”原則，引導企業結合實際需要和既有條件，選擇適宜路徑實施數字化轉型，不搞大撒網式的全民數字化。將云或局域網部署作為智能化的主戰場，采取“重點突破+優化生態”的模式，有針對性地推動典型行業特定環節的中型企業突破智能化瓶頸，帶動供應鏈上下游企業數字化轉型。滿足大多數小型企業信息化、網絡化需要，構建供需匹配、競爭有序、服務有效的數字化轉型生態。政府政策的發力點在于，降低企業成本壓力，為企業轉型提供資金支持；降低企業轉型風險，幫助企業科學評估現狀，制定合理化方案；提供有效供給，維護市場秩序，打擊欺詐或尋租行為；提供要素保障，強化人才支撐，優化數據安全環境。

（二）實施中小制造企業智能化示范工程。

數字化轉型主要有供給推動和需求驅動兩大路徑，即由服務供給商主導向制造業核心領域不斷深化，或由制造企業主導按需部署智能化系統，逐步完成轉型。前者適合解決共性問題和非核心業務領域，以市場化推進為主。后者涉及企業智能化關鍵，需政府給予支持。建議由政府、行業協會等聯合，選擇代表性行業、智能化水平較高的龍頭企業，作為智能化解決方案的供應源。基于該企業的智能化服務商或企業單獨成立的服務機構，將企業成熟的智能化系統解決方案分割、提煉、融合，形成可供行業參照的標準化、模塊化解決方案包。支持上述服務機構進駐有資金儲備、人才資源支持、有意愿、有需要開展智能化轉型的中型企業，利用1年左右時間，進行“一對一”貼身服務。對目標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和條件進行細致評估，對照行業解決方案包深度磨合，確定并實施適宜目標企業的數字化改造和智能化轉型方案。企業轉型費用按“財政支持一點、服務商讓利一點、企業承擔一點”的原則分攤，目標企業可考慮從高技術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等優質群體中選擇。在定點服務過程中，逐步樹立一批智能化轉型標桿企業，提升解決方案的適用性，降低服務成本，為市場化推廣奠定基礎。

（三）以“擔保+保險+服務”方式推進企業信息化和網絡化。

加快培育、篩選一批合格的數字化產品和服務供應商，為小型企業提供模塊化、易部署、低成本、柔性化的軟件和系統解決方案，提高易用性、通用性，能滿足企業轉型、轉行、轉移需要。借鑒網絡安全保險的運營經驗，探索由小型制造企業發起，政策性擔保機構或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資金支持的擔保機構幫助企業獲取銀行貸款，保險公司開發數字化轉型保險產品，數字化服務商提供服務的模式，降低企業資金占用壓力和轉型失敗風險。可利用各級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給予支持，發放數字化轉型服務券，加強資金使用的閉環管理，考核企業轉型效果。

（四）完善支持政策與保障措施。

一是加強關鍵技術與核心部件攻關。實施由大企業牽頭的產學研協同攻堅計劃，加快實現多軸減速器軸承、傳感器、IGBT、高端數控機床、數控操作系統以及關鍵工業軟件等國產化進程。二是切實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加大中央財政資金、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等支持，引導銀行提供長期低息貸款，支持保險產品開發。試行“技術準備金制度”，將企業轉型資金納入免稅范圍。企業轉型費用視同研發費用，適用加計扣除政策。三是加強人才支撐。鼓勵發展數字化人才外包服務，支持企業與服務機構聯合培養綜合性、跨行業、跨領域人才，強化政策保障，幫助企業留住人才。四是健全數據安全與監管體系。加快推進數據確權、網絡安全、風險識別、防泄漏等領域法律體系建設，打擊平臺企業濫用中小企業數據行為，營造數字化轉型良好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