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內在驅動
自2000年以來，在東部率先發展的基礎上，我國陸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戰略，形成了以“四大板塊”為基礎的區域協調發展框架布局。黨中央根據區域發展新形勢新任務，提出進一步完善“四大板塊”政策，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推動東北振興取得新突破，開創中部地區崛起新局面，支持東部地區率先實現現代化，力爭實現穩中求進。
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穩”與“進”，需要持續高質量推進區域重大戰略。近年來，黨中央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推動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三大動力源地區和兩大流域生態經濟帶為重點的“3＋2”區域重大戰略格局。我國重大區域戰略取得歷史性成就，重大區域發展引領性不斷增強。2022年長江經濟帶和長三角生產總值占全國GDP比值分別高達46%和24%。與此同時，我國高標準高質量建設雄安新區，推進海洋經濟發展，穩中求進推進重大區域發展。此外，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穩”與“進”需要注重新區建設、釋放城市創新活力，堅持在進中促穩。黨中央著眼全國“一盤棋”，堅持系統觀念、守正創新，鼓勵各類型新區、開發區、試驗區先行先試，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截至2022年底，全國共有7個經濟特區、19個國家級新區、21個自貿試驗區、230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19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177家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12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5個國家級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穩”與“進”，需要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促進城鄉協調發展。近年來，我國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不斷優化城鎮布局，加快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著力促進城鄉可持續協調發展。《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新型城鎮化發展強調在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同時注重加強新農村建設，并以城鎮綜合承載力為支撐，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態等多個方面的可持續協調發展。同時，新型城鎮化需要堅持“人的城鎮化”。在深入實施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要堅持以人為本、平等互惠原則，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動他們享有城鎮醫療、社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堅持穩中求進，逐步實現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質量發展。新型城鎮化戰略實施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6年的3.28逐年下降到2021年的2.50，城鄉協調發展取得階段性進展。
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穩”與“進”，需要全方面、多維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通過城鄉融合替代二元結構，著力縮小城鄉發展水平差異，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破解“三農”問題，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融合的新型協調發展路徑，是當前中國破除城鄉經濟分割二元結構的重要戰略任務。這就需要以縣域發展為基本點，完善強農惠農政策，持續抓緊抓好農業生產，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助推城鄉協調發展。要大力推動縣域發展，逐步推進城鄉融合，爭取實現農民在家門口就業，在家門口享受現代生活的目標。以浙江省“千萬工程”為例，工程的實施造就了萬千美麗鄉村，造福了萬千農民群眾，促進了美麗生態、美麗經濟、美好生活的有機貫通，走出了美麗中國的科學路徑。應鼓勵縣域政府積極全面回顧浙江探索實踐歷程，系統總結浙江綠化村莊建設寶貴經驗，適時適地適宜學習運用，奮力譜寫鄉村振興的華麗篇章。
區域重大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但是在實施過程中仍面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譬如，區域經濟發展分化態勢明顯、發展動力極化現象日益突出、東北地區發展相對滯后、少數農村地區發展動力不足等。如何實現區域重大戰略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穩中求進和以進求穩，還有待國家和政府規劃引領、久久為功。
四、外部條件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既是新時代新征程的重要任務，也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是更大范圍的對外開放、更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更加安全的對外開放，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科技自立自強具有重要意義。
深化跨境經濟走廊建設，構建新型價值鏈和供應鏈。跨境經濟走廊是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支柱和區域經濟網絡的重要框架，深化跨境經濟走廊建設是推動高水平開放的發展驅動力和核心載體。跨境經濟走廊是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生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建設成效決定著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成效。
一方面，在中美博弈升級的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與分離主義不斷蔓延，跨境經濟走廊建設應更加致力于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首先，依托跨國經濟走廊推動國內價值鏈和全球價值鏈對接，延伸走廊區域價值鏈，從發達國家主導的“中心-外圍”經濟格局轉化為以中國為樞紐的雙環流經濟模式，將跨境經濟走廊打造成鏈接國內國際的雙循環紐帶，實現高質量“引進來”和“走出去”。其次，構筑完善與全球價值鏈并行的區域價值鏈，在全球價值鏈重構背景下，發揮以中國為樞紐的雙環流模式下的優勢互補效應，拓寬面向跨境經濟走廊各國的產能合作廣度和深度，加強國內價值鏈供應鏈與跨境經濟走廊對接。最后，建立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推動國內創新鏈和走廊創新鏈“雙向融合”，增強國內經濟循環以及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發展韌性，為走廊價值鏈供應鏈奠定新技術動能基礎。
另一方面，深化跨境經濟走廊建設需要以“命運共同體”為導向，堅持高標準的市場體系。重點圍繞跨境運輸通道完善產業協調布局，在原有價值鏈的基礎上，通過引入貿易投資便利化規則、自貿區協定等規則制度，整合對外開放平臺的經貿規則，優化協調跨境經濟走廊各國政策，促進市場和資源再次配置，推動區域價值鏈整體融合與創新，這也是推動開放型經濟實現良性循環的關鍵。
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機制化建設，促進規則標準“軟聯通”發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機制化建設是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內在要求，也是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變化的必然要求。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既要基礎設施“硬聯通”，也需要規則標準“軟聯通”。
一方面，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作為國際平臺，開展國家層面的機制化建設，以制度型開放平臺引領高水平對外開放。一是優化共建“一帶一路”的供給格局，推動機制化合作從買方市場走向賣方市場，為相關國家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提供更為充足的發展動力。二是優化頂層管理機構，謀定“一帶一路”國際高峰合作論壇的定位和發展目標，基于各方利益交集深入探討產能合作側重點，從而更好引領“一帶一路”項目在空間層面的合理布局。
另一方面，以自由貿易網絡為基礎，促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機制化建設。自由貿易協定屬于制度性供給，反映了國家層面推行自由貿易合作發展的意愿，以雙邊或多邊的制度性協定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具有較大可行性。如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協定之下，將湄瀾合作、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等合作協議和相關項目納入到自貿區的制度性合作框架中，從而實現區域貿易暢通。
完善全方位支持體系，保障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穩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全方位的支持體系。基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發展導向，需要構建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國內支持體系，還需要包括相應的政府間合作支持機制。
首先，對于國內支持體系而言，需要進一步完善區域國別風險評估體系、投融資體系和債務可持續性保障機制。一是成立跨部門風險評估體系，建立區域投資安全預警機制，定期發布有關區域國別重要信息，引導企業提升防風險意識和能力。二是拓寬直接融資方式，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可持續、包容的“走出去”投融資體系，構建跨境金融服務網絡，實現多渠道融資。三是完善債務可持續性保障機制，借鑒世界銀行的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邀請第三方金融機構和國際機構對相關合作項目進行債務可持續性評估，根據債務風險等級進行針對性分類管理，進一步提高貿易投資相關合作項目的科學性。
其次，對于政府間合作支持機制而言，爭端解決機制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最為重要的支撐和保障。一是建立健全磋商溝通機制，完善雙邊和多邊快速反應通道，探索具有針對性的爭端解決方式，提高爭端解決效率。二是借鑒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做法，依托多邊機構建立爭端協調職能部門，基于公平公正原則解決相關商事糾紛，平等保護各方權益。
最后，提升系統性風險防控能力水平。加強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溝通對接，強化安全共同體意識，細化完善安全保障措施，加強貿易投資項目和人員的安全保障。引導企業落實好風險防控主體責任，增強風險防控意識和能力，規范海外經營行為，前置風險防控關口，做到“早發現、早預警、早防范”。
